我们不该逼着所有人都上班，很多工作已经没有实际意义

今年 4 月，知危编辑部曾就 “ 起点收入 ” 话题与经济与人口学者黄文政进行过一次。

在那次对话中，黄文政详细阐述了其 核心观点：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就业市场，“ 工作不是人的全部价值所在 ”，社会需要通过新的分配机制来消除人们对 “ 没工作 ” 的恐惧。

他将这套构想称为 “ 起点收入 ”，即给每个人发 钱。 其逻辑不是低保的兜底思路，而是认为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股东，理应获得分红。

专访发出后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实际上黄文政关于起点收入的系统思考最早可追溯到 2020 年，当时他已完成一篇完整的论文，但因认为想法尚不成熟而未公开发表。此次黄文政博士向我们投稿这篇修改后的文稿，希望为读者呈现这一构想更完整的理论框架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篇文章反映的是黄文政截至 2020 年 5 月的思考，不包含他后期更完整的推演， 但已加入对近年生育率与 AI 迅猛发展的因素考量， 本次刊发的版本有所删调，大部分均维持原文不变 。

文章提出的 “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 ” 与翟东升教授后来推广的 “ 未来起点收入方案 ” 在底层逻辑上有所不同——前者更偏向思想实验层面的机制探讨，后者则是一套更具体的政策方案。

此外， 知危要强调的是，本文讨论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，而非具体的政策建议 。正如黄文政在文中所言，希望读者将其视为 “ 有关社会未来演化路径的思想实验 ”，而非某种顶层设计。

以下为黄文政博士的《给人人发钱并不荒谬——全民起点收入的概念和意义》全文，仅代表黄文政博士个人 观点，也欢迎观众们留言交流。

给所有人无条件发钱被称为基 本收入制度。其主要特征是普惠性，即所有成员都有份，且每人所得金额原则上相同。该想法 16 世纪就有人提出，近年在某些国家有小范围试验，但其理念并未普及。2016 年，瑞士公投就否决了基本收入制度，而美国民主党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发放基本收入的参选诉求，也未获选民普遍认可。

对基本收入制度的担忧包括：钱从哪里来，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，是否会加重税负？是否鼓励懒惰，影响企业招工？是否会减缓技术进步并拖累经济增长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本文提出一种类似于基本收入制度，但在实现和理念上有所不同的机制。

最初的触发问题是：在人工智能不断取代人类工作的前景下，人口规模效应是否依然有效，以及经济活动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何在？

我与很多学者、企业家和政府人士私下探讨过这一想法并获得了高度 认可。 公共平台上，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接受搜狐财经采访以及之后的一些采访和文字中简述过其要点。在此，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翟东升教授将这一概念广为推广。不过，相比于翟教授建议的非常具体的方案，我最初提出起点收入更像一个思想试验，也因此侧重点 和很多基本思路还是有所不同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单独发布。

我们将本文的设想称为 “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 ”，以区别于 “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”。这里 “ 起点 ” 指每个国民，也指整个社会的起点。该设想的技术前提是货币数字化，即每个国民在支付平台上都拥有一个户头，未成年人的户头由父母或监护人支配。 中国开发的数字货币体系或可成为其初始演化平台。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保留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普惠性，但有两个关键不同。

一是通过支付平台实时派发。如果将支付平台视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信用体系，这相当于将收入分配嵌入货币发行环节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求任何一笔交易的增值按比例自动派发到每位国民的户头。

假设 “ 派发比例 ” 是 6%，销售一台电脑的增值是 2000 个货币单元，那么销售者获得其中的 94%，剩余的 6%，即 120 个货币单元在交易结算时将被分割成 14 亿份自动汇入全国每个人的户头。如果所有交易的增值都按相同的比例派发给全民，那相当于全国增加值即 GDP 的 6% 派发给全民作为起点收入。

二是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动态挂钩，而非固定。前面 6% 的派发比例只是解释概念使用的假象数字。在货币数字化前提下，平台可实时记录所有人的工资收入以反映就业市场形势，实时调整起点收入的派发比 例。 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低，那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，系统将逐步上调派发比例，让更多人退出就业市场。反之，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高，那说明劳动力供小于求，系统将逐步下调派发比例，让更多人进入就业市场 。 实 行之初，派发比例可从零开始逐步上调，直到整体工资开始显著上涨，之后则随整体工资变化实时调整。

作为再分配的财富，全民起点收入与增值税有相似之处，但其使用支配权属于每个国民，不属于权力机构，而且再分配过程由市场决定，而非由特定机构主导。在实施中，起点收入机制应从经济活动的增量切入，比如只适用于数字货币平台上的交易，这样可降低对现有体系的冲 击。 对于经济活动存量，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原则上应该是替代部分税务功能，而不是给市场主体增加额外的税负 。 此 外，前面提到的将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挂钩，只是再分配力度与就业程度之间的一种反馈机制。由于全民起点收入可能影响到经济过程的其他方面，如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周期，是否需要在全 民起点收入机制中纳入其他负反馈，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。

至于起点 收入是否足以维持个人基本生活水平，需要在实践中尝试。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（ 2020 年 ） ，如果经济循环中每个增值环节都派发 6%，那相当于每人每月可获得 366 元的起点收入，五口之家平均每月可获 1830 元。实际派发金额有望随着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断增加。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具有以下优点。

（ 1 ）避免通货膨胀。 由于派发的每笔钱都来经济体系创造的商品和兑现的服务，派发的货币单位都是已创造的价值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。为了更好地反映这点，可把平台上所有账户总额实时归整为固定数量的货币单元，让每个账户里的金额以占比形式表现。这样价格和收入就只有相对价值的意义。

（ 2 ）平衡就业市场。全民起点收入与就业市场处于平衡。如果企业普遍招不到员工，那社会整体工资会上涨，压低派发比例，将更多人推向就业市场。如果就业市场工资一直维持稳定，那派发比例可逐步提高，推升全民起点收入。 在此机制下，就业市场是匹配劳动力供需的决定性因素，且不受最低工资制等的扭曲。

（ 3 ）人人有份。目前领取低保和失业救济等福利的前提，是失去工作或收入低于门槛，这是牺牲工作收入较高者来补偿不工作或低收入者。有人甚至会因不愿失去福利而放弃工作。而全民起点收入的派发对象是所有国民，婴幼儿、学生、上班族、不工作者、企业主、亿万富翁都人人有份。

（ 4 ）多劳多得。个人成就感取决于相对位置，而非绝对水平。 实行全民起点收入之后，人们依然有动力去工作，工作所得是额外收入，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依然有效且上不封顶，保护了贡献更大者的直接利益 。起点收入与就业市场挂钩能确保企业招到员工，不会让懒惰拖累社会发展。

（ 5 ）维持市场机制。 如果起点收入能维持像样的生活，那社会有效需求就能在购买力上得以支撑，甚至可通过设定消费下限来确保 。 因为需求是通过价格机制由市场来满足，商家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都得以维持。 起点收入源自交易增加值，不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，该赚钱的企业依然赚钱，只是全民参与所有企业的利润分成。

（ 6 ）节省人力物力。相比基于税务和财政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，在支付平台上实现的全民起点收入更加公平、透明和精巧，可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。相比低保、失业救济和扶贫等项目， 这种普惠性去除了遴选过程，既消除权力寻租，又避免让受益者背负社会负担者的尴尬 。

（ 7 ）促进共同体意识。起点收入是国民作为国家主体直接享有的经济发展成果。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经济实体，全民起点收入就是实体全体所有人享有的分红。 这可强化国家认同，提升国家凝聚力，促进全民共同体意识。起点收入在全国范围发放，有助于消弭地域差别，促进人口流动，这对经济效率提升至关重要 。

不 过， 这种看似完美的方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天方夜谭 。在中国文化中，不劳而获是令人不齿的行为，英文俗语 no free lunch （ 没有免费的午餐 ） 也人尽皆知。全民起点收入似乎与这些理念相悖。而按官方的理论陈述，中国目前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人们会自然地认为，普惠性的起点收入即使合理也为时过早，但类似于全民起点收入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并不陌生。

（ 1 ）目前全球普遍实施的免费基础教育，就是一种类似的普惠性 制度。 富贵人家孩童才能上学的古人 ，难以想象今天每个 孩童都享有免费教育。 但免费教育在各国普及，不仅没让社会不堪重负，反而促进了巨大的进步。全民起点收入机制，只是把这种托底从免费基础教育扩展到民众基本生活保障。

（ 2 ）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与普遍发钱的制度也有一定相似性。其要点是，获得终生教职者，原则上无需担心被学校解雇，因而可按自己兴趣从事研究，有利于大学维持独创性和高水平的研究。在人工智能可能取代越来越多重复性工作的前景下，未来工作更需要创 造性。 在全民起点收入下，由于免除了失去生计的恐惧，人们更可能去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，更有自主性也更能发挥创造力。

（ 3 ）另一个类似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，目前只在少数国家实施，一般仅限于基本医疗服务，还因服务效率低下和医疗成本攀升而广受诟病。但这些问题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中并不存在， 因为条件相同的人获得的起点收入是等额的，金额挂钩就业市场 ，而非按需发放。 起点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上的使用完全市场化则可避免浪费。

除起点收入外 ，国民还有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。工资收入指国民付出劳动获得的报酬，投资收益指国民个体经营或持有股权、债权的回报。工资和投资收入也可按比例部分派发给全民， 比例按收入获得者的年收入采取累进制，可避免收入过度集中。

对起点收入的使用，可做出限制。比如，对其用于消费的比例设定下限，可保底国民生活水平，确保市场内需规模。对其用于投资的比例设定上限，可控制国民投资风险，设定下限则确保社会投资规模。这些限制也可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挂钩，为避免经济失衡提供有效的负反馈机制。

派发比例还可与年龄、居住地等极少数特征挂钩 ， 反映社会偏好和政策取向。如果担忧人口萎缩，那发放金额可向婴幼儿倾斜，直至生育率升至更替水平 。 派发比例还可与交易类型挂钩，比如对实体行业，规定比金融行业更低的派发承担比例，可提升实体企业相对金融企业的收益 。 如果将发放对象从个人扩展到各级政府和组织，那全民起点收入可实现税收和财政功能，并整合养老金、低保、失业救济、扶贫、最低工资等诸多福利项目。

如果全民起点收入得以全面实行，针对起点收入派发和使用的各种规则，将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利益分配。初期的规则和变更方式可通过立法确定，任何规则的变更都应设置很高的门槛。

长远来看，全民起点收入机制，可以逐步演化为一个公共 决策体系。 尽管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高度精巧的信息化时代，但世界各国的公共决策机制从算法的角度来看依然十分原始。 实际上，前面 提到的将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工资走势挂钩，就是一种平衡社会整体工作投入和消费需求偏好的优化机制。

将这种机制扩展到起点收入的派发和使用规则的变更上，可以让利益分配充分反映社会偏好和集体智慧。当然，这样做不仅需要更坚实的技术基础，还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。如果把公共决策看成一个集体博弈算法，那 “ 对称性 ” 和 “ 偏重性 ” 应该成为基本原则。

所谓 “ 对称性 ” 是指，决策结果不依赖于个体的身份，即决策过程在理论上应确保，如果将个体的身份置换之后，决策结果维持不变。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，“ 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 ” 以及 “ 己所欲、施于人 ”。这意味着，公共决策不仅应体现个体在当下身份下的偏好，还应体现个体在其他身份下会表现出的偏好。“ 对称性 ” 原则可以理解为平等理念的扩展，不仅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地位，还要求决策结果与身份脱钩，以避免 “ 位置决定想法 ” 带来的偏差，并一定程度上避免 “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 ”。

所谓 “ 偏重性 ” 是指，决策过程更倚重于那些更被认可的个体。尽管 "对称性" 可平衡不同个体的价值观和利益，但人们对公共政策后果的判断力不同，因此在决策过程中，增强判断力更强的个体权重，可提升决策质量。针对某个议题，这可通过把个体的权重，与其被他人认可的程度和之前决策记录关联起来实现。通俗来说，就是让被那些认为是 “ 专家 ” 或被证明是 “ 专家 ” 的人在决策中获得更大权重。需强调的是，在评定个人被认可程度时，那些更被认可的评定者应拥有更大权重。简言之，一个人越被专家认为是专家，才越应该是专家。这样，那些本身被认可程